在19世紀80年代，英國的城市居民可能會注意到一位禿頂?shù)睦夏昙澥恳贿呑巫尾痪氲囟⒅蠼稚厦恳粋�從他身旁走過的姑娘，一邊在衣兜里鼓搗著什么。他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在采取行動的好色之徒，而是一位科學家在搞研究。1908年，86歲的探險家、優(yōu)生學家、心理測量學的先驅(qū)弗朗西斯·高爾頓在自傳中說，他那是在繪制“美女地圖”，在口袋里用針在一張紙的不同位置扎孔，在紙上寫下地點和日期，記下他遇到的女性是“有吸引力、一般或令人生厭”(地圖顯示倫敦的女性最可愛，阿伯丁郡的女性排名最低)。高爾頓一直熱衷于搞這樣的研究，他的箴言是“一有機會就做計算”。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會議上，他會通過計算坐立不安者的數(shù)量來估計會議的枯燥程度;在非洲他用六分儀和卷尺計算遠處的霍屯督女性臀部的大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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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爾頓的種種行為是值得表揚還是屬于怪癖?是科研還是發(fā)瘋?美國學者倫納德·戴維斯認為，說它們算哪一個都說得過去。隨著科學占據(jù)主導地位，生活變得更加專業(yè)化、標準化和機械化，一個世紀之前會被視為古怪的行為將變得更加常見、更加眾說紛紜。這也是現(xiàn)代社會中強迫癥普遍化的一種表現(xiàn)。
戴維斯在他描述強迫癥的書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介紹“書寫狂”，一種不停地寫作的瘋狂舉動。他說，19世紀那些偉大的小說家們從事了一項史無前例的活動：連續(xù)、大量地生產(chǎn)文字。巴爾扎克的《人間喜劇》和左拉的20部盧貢一瑪卡爾家史都想創(chuàng)造出一個虛擬世界。左拉曾在壁爐上刻下一句話“無一日不創(chuàng)作”。這些作家知道他們在為強迫癥犧牲自己的生命，但他們能接受這一代價，其他人也把他們奉為名人。
20世紀晚期，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(nèi)，強迫癥發(fā)生的比例就從2000人中有一個變成每100個人中就有兩到三個。作為文化史學家，戴維斯認為，強迫癥的普遍化還有其他原因，它可以看作現(xiàn)代性的一個后果。在分析強迫癥發(fā)病率增加的原因時，要認識到其中的文化、經(jīng)濟甚至政治因素。就像殘疾從病理學診斷變成了一種政治身份，也要對心理狀況進行“去病理化”。
現(xiàn)代社會既需要又擔心強迫癥。運動員、演奏家和小說家都需要沉浸于他們的職業(yè)，但成就他們的品質(zhì)也可能會造成痛苦，導致心理疾病。我們生活的世界越來越要求強迫行為。我們現(xiàn)在對用手機或PDA查看電子郵件上了癮。問題在于如今人們太看重強迫癥的意義了。
一個社會，如果過于關(guān)注強迫癥，會認為懶散和抑郁是大問題，這是對強迫癥的強迫癥。“這就是強迫癥成問題的地方，有強迫癥你就是個混蛋，沒有強迫癥你也是個混蛋。懶散的人和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是強迫得不夠，每天拖十次地板的家庭主婦是過于強迫。問題在于找到一個中庸之道。但這又會成為一種新的強迫癥。”因為有人會過于孜孜不倦地去尋找中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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